6月的沈阳，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微风习习，这片有着“中国歼击机摇篮”之称的热土，见证过一位航空巨匠的奋斗印记。
2026年5月31日，顾诵芬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是“歼8之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顾诵芬院士（2020年12月1日摄）。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从少时亲历战火空袭矢志航空报国，到壮年扎根辽沈大地铸就大国战机，顾诵芬的一生，始终与祖国的航空事业同频共振。他把毕生心血熔铸在中国航空工业崛起之路，一生与国产战机研制事业相伴相守。
目睹战乱空袭，立志为国设计飞机
1935年，年幼的顾诵芬告别苏州故土，随父母、兄长一同迁居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山河动荡。侵华日军的轰炸机肆意穿梭在城市上空，从顾诵芬家的屋顶掠过。满目疮痍的景象、无情肆虐的战火、无力守护家国的憾恨，深深刺痛了顾诵芬。“营地距离我家不远，爆炸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家里的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顾诵芬曾这样回忆。目睹这一切后，7岁的顾诵芬萌生了一个志愿：将来我要设计飞机，捍卫祖国的领空。
两年后，顾诵芬举家南迁定居上海。1940年，10岁的顾诵芬收到叔叔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架航模，“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从此，顾诵芬便沉浸在飞机的世界中。见他如此喜欢，父亲顾廷龙不久便用当时几乎可买一袋米的钱，又给顾诵芬买了一架航模。
方寸航模，承载着少年的热爱与期许，也让他心底那颗守护家国、逐梦蓝天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顾诵芬和他小学时期最喜欢的玩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顾廷龙曾收到上海开明书店赠予的一批书籍，其中一本传记，成为影响顾诵芬一生航空求索之路的精神灯塔——苏联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所著的《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在这本书中，雅科夫列夫叙述了自己从少年时代对工程技术发生兴趣到后来制造滑翔机，再到设计和生产轻型战机，最后成长为著名飞机设计师的经历。
顾诵芬曾回忆，雅科夫列夫的事迹给了自己很大鼓舞，后来他多次重读这本书，并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时，把此书推荐给刚进所里的大学生，希望更多有志青年成为雅科夫列夫那样杰出的飞机设计师。
1947年，顾诵芬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本来学校想要顾诵芬留校当助教，但因新中国初创航空工业，上级决定，当年的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即日赴北京报到。顾诵芬随即被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四局），在四局驻京办事处办好报到手续后，他便来到沈阳，从此将青春扎根在东北。
顾诵芬（前排左三）与上海交通大学同学在一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将青春扎根在东北
1952年7月，顾诵芬来到112厂（现沈飞）。他回忆，那时，这里给他的印象“确实了不得，因为国家的主要机种都在这里修理”，“我当时可以留在北京工作的。但是我一心想搞飞机设计，于是就给领导打报告，要求到沈阳来搞飞机设计”。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在那之前，中国制造的飞机都是从苏联引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按照苏联图纸原样复制，对设计无权进行任何改动。“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中国人必须造自己的飞机！”顾诵芬说。
每一架战机翱翔蓝天的背后，都是无数次攻坚克难的突破。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我国开始飞机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
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他回忆，当时自己在学校学的都是螺旋桨飞机，设计室和国内航空学界的前辈对于喷气式飞机的设计也都没有经验。“我只有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海外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买描图纸、三角板、曲线板，把有关的图都描下来，把有价值的信息全部装进头脑中，再结合实际课题思考、分析与计算。”
顾诵芬潜心学习研究国外资料，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设计工作。
在顾诵芬和一批航空人的努力下，歼教1飞机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在发达国家也属罕见。那一年，顾诵芬28岁。他和同事们从零开始，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
1962年8月，顾诵芬（右后）、江泽菲结婚时与父母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为了试飞，瞒着家人“三上蓝天”
1961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简称“601所”）在沈阳成立，顾诵芬是气动室研究骨干。当时，他接到的任务是参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喷气式歼击机之一米格21的摸透工作。1964年，随着工作进展，上级认为经过仿制、摸透以后，可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了，歼8飞机由此开始研制。
飞机设计是一个反复迭代、逐次逼近的过程。在研制、设计工作中，需要总体、气动、强度、动力等各方面密切配合、多次协调，才能达到设计要求。在“双发动机”“机头进气”等关键问题确定以后，进入了详细设计前的方案评审和木质样机审查，1965年底，顾诵芬和一批航空人开始了歼8零批飞机试制的准备工作。
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自此结束了我国不能自行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历史。
首飞成功，大家都很振奋。但顾诵芬心里明白，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事实上，歼8上天后不久，就遇到了强烈的抖振。按飞行员的说法，“振得就像旧公共汽车一样”，在空中这种险境很难想象。
要解决抖振就得靠试飞。每当想一个新招，飞了不成，再换一招，还想飞飞看的时候，顾诵芬“心里总有些发怵，这是叫人家冒生命危险啊”。当时的试飞员鹿鸣东仿佛看出了顾诵芬的顾虑，他坦率地说：“生死观的问题，对试飞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你不要为我担心。只要有可能排振，我都愿意干。”
顾诵芬（右）与鹿鸣东在一起讨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为解决歼8飞机跨音速振动的问题，顾诵芬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的决定：乘坐歼教6飞机升空观察歼8飞机的飞行流线谱。当时，两架飞机飞行时距离保持在5米左右甚至更近，试飞的危险可想而知。但顾诵芬瞒着妻子，瞒着儿女，先后三次冲上云霄。“我不敢让爱人江泽菲知道，为了不让她起疑心，我照常在家吃饭，晚上的空勤灶没有敢去吃。”顾诵芬曾回忆。
经过近距离观察，顾诵芬和团队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后期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
据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儿已年近半百，却丝毫不顾高速飞行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顾诵芬（后座）与鹿鸣东在歼教6飞机上。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1979年底，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大会召开。大会开完后，大家在食堂聚餐庆功。顾诵芬一般不喝酒，但那一天，他喝醉了。以身许国，何惧险途。顾诵芬用挺身而出的勇气，诠释了一位爱国科学家最深沉的担当。
留下的不仅是技术
1986年，顾诵芬调到位于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重点转向航空科技工业发展战略研究方面，但他对航空事业敢钻研、不怕苦的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沈飞人。
“他是个特别实在的人，搞技术是把好手，特别敢于跟困难‘硬碰硬’”“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技术控、工作狂，为我们自主设计飞机打下了基础”……曾任沈飞公司总经理的唐乾三，生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顾诵芬。
顾诵芬爱看书，爱画图，爱钻研，见谁都是笑眯眯的。他的办公桌永远堆满了图纸和资料，常常到深夜，设计室的灯还亮着。沈飞部装、总装厂房，试飞站……那时，他和许多一线工人成了好朋友。
顾诵芬从不摆架子。在沈飞工作时，他常走到年轻同志身后，安静地看一会儿图纸，语气温和地点拨后辈。开会讨论问题时，他总是认真听完每一个人的发言，记下关键意见，从不轻易否定谁。他从不在年轻人面前摆出权威的姿态，却用每一次耐心的讲解、每一个深夜的坚守，无声地传递着航空人的担当。
顾诵芬（中）在试验现场工作。新华社发（航空工业沈飞供图）
“我们从顾老身上学到的，远不止空气动力计算和图纸绘制。他教会我们如何尊重每一个岗位、倾听每一个声音、热爱手中的事业、奉献祖国的蓝天。这种作风，比任何技术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航空人。”新一代沈飞人、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王刚说。
从白手起家研制歼教1飞机，到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一飞冲天；从歼15飞机以“刀尖上的舞蹈”从陆地走向海洋，到歼35A飞机划破长空……如今，一批批沈飞人面对科技高峰不畏难，用顽强意志不断占领航空技术制高点，将一架架战鹰送上蓝天。
顾诵芬的一生，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他创新设计了多型飞机气动布局，建立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他主持研制的歼8、歼8II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他建立了我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蓝天酬壮志，为国铸战鹰。顾诵芬一生立志让中国人自己拥有“有底气、能争气”的飞机。顾诵芬走了，但他为中国航空事业点亮的灯火，会永续长明，照亮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攀高峰。（本报记者 于也童）
